五马进京《戚本禹回忆录》连载:第一次感触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地方新闻 2020-01-03169未知admin

  毛的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已经建立了,如果在各地再有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几个小了。1951 年毛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就公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批准,只要向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是很反感的。另据我观察,毛对当时的一些领导,包括和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主要是以 1948 年在建立的华北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 1952 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和西北局的这五个的调来,调整和增设和部分机构,加强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 1949 年、1950 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调高岗到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 ,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上平衡。

  那时对于搞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中听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 年胡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坚守陕北的,可不会打仗,就自己坚守陕北,让代表,让指挥军队,率领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为其各挡一面。用康生的话说,毛这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 9】 。率领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南 20 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到,自己的方位,就叫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离开后,五马进京指挥,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向全国发,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一。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当时,连康生都受到影响,听的,跟着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 年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已经形成了不请示、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回来了,他也不希望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也不便过多,只是暗示性过紧跟的,期望提醒注意一下。确实提醒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都自己决定,让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没有真正拿回的组织人事权。这样和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经出现了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线性质的。在这类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的,而高岗当时在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调他进京平衡。

  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汇报,请示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之后,在的敦促下,才开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也过总理,但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是请示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资本家减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就行不通,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减半。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就发生了错误。

  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的时候,当时有两个舞会,一个是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计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宋庆龄、李济深这些人士副,是不管具体工作的,而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 (这两个会议都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他们一大批人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的。

  高岗对于调他进京的用意有明显的判断错误。他当东北王当惯了,到以为是喜欢他,其实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欢、粟裕那样的喜欢他【注 10】 。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对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那些事情不会一点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喜欢他。不愿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主义, “确立新主义秩序” 还乱发文件,这些的确也是不满意的。1953 年年底,带人到南方搞,让大家想一想,提提,看日常工作怎么安排。这个时候,高岗了的意思,他跟、他们私下商量,多设几个副,轮流值班,你一个,我一个。这就等于真理过一步就是。拉帮结伙,搞在当时是比反对搞合作化还要严重的错误,当然也不能自流。无论谁,一旦卷入之中,打击起来都是毫不手软的。这就难免给一些人以利用的机会。搞掉高岗,明显是利用了的毫不手软打击主义。、到那里,就有了机会,就借机搞名堂,说高岗是党,还里通外国。这样,也只好把高岗拿下【注 11】 。高岗当时了,如果不,也许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个,我一个”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要弄清楚了,也许就没多大个事了。

  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一样。高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说是。但那些人在中是夸张过分的。我们秘书室是何载去参加会议旁听的,何载回来后就跟我们大讲特讲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叫何载写关于高岗问题的,何载肚子里东西不多,写不来,就叫我帮他弄,我那时也不知道高层斗争那么复杂,就帮他弄,我弄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弄出个题目来叫“保持党的团结” 。我念初中时就看过斯大林写的《主义问题》等书,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据的语言稍作改变就写到里去了。何载为了动员我帮他写,又跟我讲了很多高岗的事。

  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这好像是给送礼。高岗说要建立联邦国,美国要打过来,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实是底下说说。有人说他给苏联提了,跟苏联提了那就问题大了。我觉得,说高岗“里通外国” ,从党的原则上来说,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他是通了外国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国家,而是国家,所以又还要作历史。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而且高岗较长时间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与苏联的关系,获取支援,向苏报一些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高岗就不能成立,他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提出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继续向苏报情况了。

  、王明那时都是亲苏联的。苏联踩高岗一脚是不是一派搞的,让苏联支持?这就不好说了。但“莫斯科派” ( “国际派” )发挥了作用是无疑问的。战争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张闻天这些人其实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倾线的时候,、张闻天就是王明的支持者。虽然延安整风后,王明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成为了毛的支持者,遭受了,关向应、任弼时这些人已经转向了毛。但与王明有那么深的历史渊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后他们实际上还是关系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还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个半”中的人,还在的,好些都还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时支持,跟王明。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结起来了,只是当年的王明为核心变成了现在的为核心了。高岗如果真像事发后传出的那样和总理过不去,要总理,而苏联又高岗,狠踩他一脚,那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职使用,让他去当个地委,恐怕就是当时最大的能力了。高岗要是不,就是去当个地委,也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他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所以,对他的是很惋惜、很的。但对他的遗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关照不错。相反,周总理对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点刻薄的。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和总理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方面还是很不同的。

  饶漱石的问题和高岗还不一样,饶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连高岗都说,把饶漱石搞进去,是大冤案。饶漱石调来是当组织部长。组织部原来的部长是李富春,李富春调到政务院后,主持组织部工作的是副部长安子文。为什么不让安子文直接接任组织部长呢?刚才说过,、他们以名义发文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的委婉而,违反组织原则一直违反到解放后。后来因为一个重要文件发火了,说以后重要文件不经过我的同意,不能以名义发。我是党的,你们发文却不经过我的同意。话说到这个程度,就说明是了。这个事情 1977 年把它公布在《毛选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对、纪律擅自以名义发出文件的》说的就是这个事,全文如下: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和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安子文也是的老部下、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如出一辙,在的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雇工,说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是和半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和半的党。所以组织部长的,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

  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莫斯科派”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的,没有的,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是在,财权是在。这些都是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的重要力量。私拟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的小组织()活动。饶漱石就这个事件,下去当然要追到那里,但是不承认,安子文就待他受过,一个人了。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就有矛盾,这个事情一出来,两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饶漱石和高岗解放前就没有工作关系,解放后即使都进京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交叉。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实际上不过是因为饶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名单,让安子文替受过遭受。安子文既然是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于是反了。高岗反是党,那饶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党。就是这么个逻辑,它了的思想。所以,对高岗、对饶漱石,都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

  饶漱石没有倒,安子文还好,等到饶漱石倒了,说批安子文批错了,安子文就稳坐了组织部,从副部长变成部长了,权威更高了。换句话说,在的力量因为饶漱石的又加强了。高、绕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搞的名堂。高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先就反对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认为搞合作化向过渡搞早了,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主张富农可以,可以雇工,要“确立新主义秩序” 。在这些问题上,高岗和有明显的分歧,而是支持高岗,反对的。在 1953年 6 月会议上公开但不点名过,说他的“确立新主义秩序”的想法,是阻碍事业发展的, “由新主义”的提法不妥, “”就是老在走,而没有达到,或者不想达到(这些在 1977 年出的《毛选集》第五卷里也有,见“离开总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但后来出的毛建国以来文稿就删除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又是那么支持高岗,不把高岗搞掉,是坐不稳的。 毛对右倾思想的,还进一步反映在高岗事情之后,毛亲自主编的“中国农业的”一书之中。该书实际就是的。还在一次的会上说,对农村的阵地,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这其实也是针包括本人在内的一批人的。而且 1955 年说的“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实际是) 。

  信了他们的,以为高岗、饶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党的钟馗” ,让借了去打高岗、饶漱石。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信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起的。所以,毛在 1955 年的党的全国上,还在报告里亲自出面党代表接受饶漱石是和高岗一起的说法。高岗、饶漱石都是搞掉的,他很善于搞这些,不要以为他是傻瓜。调进京,原意也是用他分的权,但和搞到一起去了,在高饶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头看历史,、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则是最大的者。

  1955 年,彭德怀在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的办公室离西楼会场的距离是两部汽车并行的宽加上人行道,合起来是十几米,声音斜传过来还要再加几十米,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彭德怀骂的话,我都可以听到。我打听了一下,知道是在开会 ,就在休息的时候有意过那里看了看,发现不在,几个老帅在,也参加了。老帅资格老,坐在前面靠着桌子,彭德怀在那里拍桌子。后来知道,那次是批的军事主义,是军事学院的院长,粟裕在这个学院有,受到。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讲过,毛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的签字,也不给副、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

  粟裕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后来“七战七捷”,那是不得了的。五大主力有三个都在那里对付粟裕,粟裕照样打胜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丢了,打成中原突围,在东北四平打败仗。唯独就是粟裕打胜仗,还是在人家口打胜仗。陈毅也指挥过一个战役,涟水战役,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陈毅就不指挥了。那个张灵甫可是的第一英雄啊,那时我在上海,的每天都宣传他。他打败陈毅后,向吹牛,说算啥,我这个部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了。这“第一英雄”也还不是让粟裕给了!他那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部队训练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七十四师,也死了很多人的。后来说过,那个仗他不敢打。建国后,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从不争功。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粟裕。 《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高兴得流泪!

  毛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没有这个经验,他那是小米加,也没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美式现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们用于作战的,就是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们两人懂得怎么运用那些远程武器来打仗,而且两人都组织过几十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兵团作战。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尽管如此,粟裕还是愿意去朝鲜,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说他犯病时经常是的,无法指挥这么重要的战争。最后亲自给粟裕写信,让他养病。不愿去朝鲜跟美国打仗,就推称有病,因为那是个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没有了。这方面彭德怀是够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来以后就骄傲了。

  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帅,那半个是。粟裕是只听毛的,人怎么说,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怀骂他,说他什么他都承认,还检讨,这样他们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怀他们怎么整他,还是信任他。毛说过: “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来我还是用粟裕”。

  彭德怀整、整粟裕,在上是犯了大错。、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事实上当时不但是这些人对彭德怀不满,而且是普遍对彭德怀有怨气。1957 年,彭德怀又粟裕,说粟裕私自发布命令,调志愿军回国。当时,调志愿军回国是决定了的,但总参不能发布命令,只有才能发布命令。粟裕是总参谋长,总参发布命令,涉嫌越权。彭德怀是常务副总理兼长,就抓住粟裕这个事情不放,小题大做。粟裕承认越权。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实题,如果不是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实题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战功,又是一个的人,毛都说粟裕是“大树将军”【注13】 ,对这样一个人搞斗争,彭德怀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这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一个伏笔。

  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看到的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的斗争是很激烈、很。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也有,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也不会搞什么斗争。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错误和缺点,领导会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

  高岗的事情出来,给我的常大的。第一个是我没有想到高层斗争会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的,即使表现很激烈,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活动、搞,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他们这些人。而毛其实是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线的强有力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还在代、、这些人受过。

  第二个还不是高岗的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却常反感的。1949 年的时候,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 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还严重,拉帮结派和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中也是。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上遇到他。那条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接触了,毛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 ,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

  高饶事件和粟裕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 “两个务必”、 “进城赶考”、 “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能做李自成” 、 “不能当刘敏”等等。

  1955 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凡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汇报。这位姑娘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见不到,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到了也没跟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

  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得将军给党,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呢,将军却不知道。毛当时是党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而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的“高岗” ,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毛的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 1957 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五马进京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五马进京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亲自发动的的。在中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派们说: “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 ”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 “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我 1968 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

  毛发动,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亲自指定参加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

  政党如何在取得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变质、不正常的党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发动的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的,也难免遭受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

  注 9:刘邦的苦衷:汉高祖 11 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正在生病,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平叛,吕后一听啼哭不止,因为刘盈根本不会打仗。无奈之下,刘邦只好带病出征。不会打仗,所以康生说毛自己留在陕北,让过黄河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 10:我自己把对身边和、军内高层的人的态度分成三类:的,喜欢的和倚重的。的人可以列出很多,如宋庆龄(叫她大姐,庆龄先生) ,如董比武(叫董老) ,像章士钊、杨度、周谷城,都是的旧友,也都可以说是的人,但程度有所不同。喜欢的人不多,在高层是、和粟裕,还有一个罗荣桓。喜欢的人一定都倚重,但反过来,倚重的人不一定就喜欢,像周总理、高岗、,还有那个,都是倚重却并不喜欢的。

  注 11: “你一个我一个” ,现在都说是自己说的,推给了高岗。这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说这是高岗拉他下水的时候说的。当时也只能根据大多数人的材料来确定高岗案的性质。如果要追究事后的责任,也该是追究和那些不让高岗的人的责任,不能只简单追究的判断错误。要是正式工作会议上的集体意见都不接受,那他还怎么工作?即使在中,毛也没有像后来人的那样,于党之上,任何重大的决定都是经过会议通过的,如“五一六通知” , “ 十六条”等都是这样的。

  注 12:文见《毛选集》第五卷第 80 页, “一”下的“否则无效”四字加了着重。编者在这份文件下加了一个注释: “这是毛同志对、的两次书面”。这份文件在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文稿》中没有了。这是在消灭历史,同时也是在伪造历史。

  注13: “大树将军”典出东汉冯异。东汉刘秀得了江山,劳,冯异功劳最大,但他“谦让不伐”,从不争功,诸将争功,剑拔弩张,冯异不参与,总是“独屛树下”,军士们他,都愿归属他,称他“大树将军”。毛 1966 年发动,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一个亲自指定参加碰头会的。1967 年春,毛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粟裕,说“粟裕是我们的大树将军” 。这无疑是肯定了粟裕的历史功劳和他对于新中国的无人可以替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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